译海生涯 | 大学，无限希望的寄托

作者简介

苏文林 1945年生，辽宁省清原县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英语专业，副译审。1968年9月至1970年2月，山东寿光，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炮兵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3月至1978年6月，在陕西洛南，任四机部895厂（国营华南器材厂）情报室英语翻译；1978年7月至2005年11月，陕西咸阳，任信息产业部（原电子部4400厂（彩虹彩色显像管总厂，后为彩虹集团）外办副主任翻译；2005年11月17日退休。

01

1964年春节刚过，摆在我眼前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便是准备考大学。全国大学招生考试每年在七月中旬举行，为时三天。一个人人生中这三天的得失决定了他一辈子的命运，这是何等的可笑。

对于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至于如此严重，但对于我这个山区小镇上的贫穷孩子来说可就是非同小可的了，更不要提那些农村的同学们，那更是决定他们在农村过一辈子还是从此进入城市的关键一步。

中国的户口制度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归宿。一个农村户口的人想干些什么事业，那简直是痴心妄想。我的哥哥就是我的前车之鉴，他日常刻苦用功，数理化成绩均佳，只是因为汉语和俄语实在不行而名落孙山。我深知，不最后拼他一下，是死也不甘心的。而考上大学去大城市读书又始终是我绝对不相信能够实现的梦想，而要这样做，马上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家里没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一次，姐夫因公出差回来，对父母说，如果我能考上大学，他和姐姐愿意出钱供我读书。这对我来讲，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从此，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前的总复习，准备报考的是理工科。因为我有以前的底子，还是充满信心的。那时，家里没有任何人懂得如何指导我考大学，参加过高考的哥哥又在百里之外的山区教书。平时内向的性格使得我不能像大部分同学那样，去接近各科老师以征得他们的指点，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五月份，高考在即，我突发奇想，准备改考外语。由于我对外语永不消减的迷恋，使我生出一种宁可考不上也要一试身手的美妙幻想。这在一般人的眼中无疑是自杀行为，因为高考马上就要到来，临时改报志愿根本就是在不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考试。好在家中无人关心我的想法，他们从没想到过我当真能考上大学。我的想法被教语文的关老师知道了，他让同学带话给我，认为我能行，这使我信心大增。

紧张的战斗开始了，战前的思想准备只有两条：一是我的语文一直不错，作文还被老师在全班评讲会上读过；外语更不是问题，一直是成绩异常出众者。剩下来这么点儿时间用来复习，干什么都不够了，只好用来突击一个难关——历史。历史要背诵大量年表和史实，因为理工科不考，我一点也没看过，现在只有全力以赴向前赶了。

当时分科上大课，由老师分头辅导，抓重点，解历年高考试题。我则不然，不参加任何大课。一个人钻到学校操场旁的小树林里，躺在草地上，啃那些历史书。中午一般是大妹妹来为我送饭。饭，永远不变——玉米面饽饽夹咸菜。我毫无食欲，这样的东西一点也吃不下去。考完试后一称，体重整整掉了二十斤，可见下了多么大的功夫。 

临近考试的那个月我要住校，因为学校离家五里地，往返上学要浪费很多时间，家在城里的走读生全都由家人送来学校住。而此时的我又出现了难题。长这么大，还没有自己一个人盖过被子。先是一直和哥哥合盖一床被子，哥哥毕业工作后，我又和弟弟挤一个被窝。家里没有钱为我单独准备一套行李。为此我大吵了一场，声明不去了，也不考了，免得给家里出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姐姐还是千方百计地为我凑出来一套行李，由大妹妹扛着走出了好远，我才勉强踏上去学校的路，心中不知有多么失望。 

学校里的情形是我从来也没想到的。同学们整日整夜地泡在教室里，很少睡觉。和我睡邻铺的那个三班的班长晚上12点上床，第二天早晨3点钟又起来读书，一天只睡几个小时，这对我来讲是不可想象的。置身其中，我当然还是走自己的路。 

02

我初三毕业时，六科总平均分得了个93.6，全班第一。第二名记得是个姓黄的女生，她家是从抚顺市下放来的。五六十人的班级，能考出如此成绩，这也是我平时受到班主任李老师格外喜欢的一个原因。

上了高中后，尽管没有过这样严格的评定，但是我自己对功课还是抓得很紧。家里条件差，学习没有地方，我就在院子里一个破煤棚子里搭上两块板，系统地复习学过的各科功课。多少年来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人督促、过问过我的学习。

平时再贪玩，家里的活再多，我也是按照自己安排的计划完成家庭作业，复习学过的课程，准备各科的考试，这也是为什么功课成绩一直很好的原因。 

眼前，我经历了第二次打击，使得我学习成绩出现了明显下滑，这也是我最后一分钟改变专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先说第一次，那时我还是高一，学校组织下乡参加劳动，班主任带队。此人天生皮肤病，是个秃子，整天戴个帽子。可是秃到什么程度，无人知道。我们这些顽皮小子却千方百计地想知道这个秘密。由于我的行为，使他的这个秘密被同学知道了，导致了他对我的报复行为。我们下乡都要住在老乡家里，在分派时，他选中了我和另一位性格内向的姓安的同学与他同住在生产队饲养员的小屋里。现在看来，他的目的是找两个不爱说话的学生，他的缺陷就不会被人知晓。尽管我一再求情说，我的行李是与某某同学的打在了一起，希望与他分在一起住，他还是没有答应，最后还是与他同住一起。每晚上床，临睡时他才把那终日不离头的帽子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

于是那“惨不忍睹”的秃头就暴露无遗了。我和那同学每每偷偷地发笑，可又怕他知道。这样好不容易熬了两个月，直到返校。恢复上课以后，男同学纷纷向我们打听那脑袋到底长得什么样。姓安的胆小，始终没有泄漏天机。可是我却抵抗不住同学们的轮番轰炸，终于说了出来：“那脑袋像一个砍掉了缨子的青萝卜。”

不知是哪个积极分子将此事报告了老师，或者是哪个倒霉蛋被“逼供招认”，终于有一天，他召开了一个全班大会，说是对我进行“帮助”，那气氛极其紧张，我成为众矢之的，真是此生休矣！

不过还算运气，伙伴们“刀下留情”，不但没有口诛笔伐我，反而表扬我学习如何如何好，要向我学习什么的。与我最要好的谭忠义给我提了唯一一条意见是说我爱坐汽车。因为初三时，我勤工俭学，与解放军结成对子，部队常派汽车送我们学生去很远的山上挖粘土矿。我家在镇上，常事先和开车的战士说好，从家里一直坐到学校，很是有名的事。 此番批判，使我内心恨透了那位老师，在背地里一直叫他“秃子”，我内向的性格更加严重，很少与人们接触，学习成绩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从此再也不是名列前茅的人物了。 

这次是第二次打击，起因是体检。当时面临高考与征兵。三项体检一起搞，第三项是招收飞行员。 

体检后，我被发现有两个缺陷：一是左眼先天有一块白点，只见医生用手挡着，在评语上写道什么“先天进行性赘肉”，考上飞行员是没有指望了。第二条更严重，是在胸部透视图上，医生用笔在左肺部划上了几个小点儿，说是“钙点”，就是以前有过肺病，现在病灶钙化，好了。

当时，我并不特别担心不能上大学，那本来已经心中有数，家里未必能供得起。可是，当不上兵，那我的雄心壮志可就彻底完了。我是多么向往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到外面去见见世面。为此我找到校医，他是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他看过我的体检表，一口咬定那几个小点儿是我自己画上去的，是为了逃避服兵役。这可是太冤枉人了。本来一心一意想去当兵的我，怎么变成了逃避兵役的人了？我有生以来和这个“大人”，也就是成年人干了起来，指责他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我们争辩得很厉害，气得我回到教室把课桌都掀翻了。后来，还是姐姐出面找到了县医院负责体检的医生，证实了有钙点。

这场风波，使我元气大伤，我对一切失去了信心，致使我后来改变了报考志愿，从理工类改成外语类。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几经波折，数理化各科均感吃力，成绩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我对外语一直有未减的兴趣，相信自己平时的基础，即使无准备时间也不至于考得太差。作文是另一门很重要的科目，不少同学做了几种文章作为准备，以便临场对不同的命题进行发挥。

我因为没有时间，这些一点也没有准备。外语、语文等等连一个字都没看过。 

03

高考这天终于到来了。家里仍然无动于衷，一切由我自己处置。唯一的鼓励来自哥哥，他托人捎来了他的手表和两角钱：手表让我掌握时间；钱让我热了的时候买冰棍吃。尽管东西不多，还是使我心里觉得热呼呼的。记得监考团由一个副县长带队，每个人胸前都挂着那种长条的红色名签。

我所在的考场监考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同院的一位女教师。她在一个小学里教书，与我哥哥同届。我由于性格内向，平时好像没和她打过招呼。此次见面，分外友好。三天考下来，她就一直对我母亲说：“你家二柱一定能考上。满考场没有不知道他答得又快又好的。”妈妈闻言自然高兴万分。

邻座的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同学，名字叫做党贺龄，由于我的父亲和她的外公合伙做生意，所以很熟，不过我平时照例不太好意思和她讲话。她外公是个医生，姓孙，在县城里很有名气。我们小的时候有些小毛病都去他的诊所要点药，从不收费。她还有个弟弟，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全家从抚顺市下放到乡下去了。她在中学住宿。考试结束，她一再跟我说：“你一定能考上，答得那么快。”我的性格使我不与任何女同学来往，包括同班的女同学。我的大妹妹比我小两岁，低我两个年级。所以我同班的女同学常和我妹妹议论我如何如何。这次高考，使我在她们之中一再被谈起，尽管没有发榜，普遍认为我能考上。

回到家中，父亲则是每天详细问我都是什么样的题、我又是如何作答的。我把考试经过向父亲汇报了一遍。父亲听后，说：“听你这么说，看起来，也许还真有希望呢。”高考那三天，我是越考兴趣越大，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自己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每科考完，同学们纷纷围在老师的周围，相互对题，看看自己到底答对了多少。我则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每次从考场出来，马上躲到无人之处，准备下一场的考试，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俄语。

在附近矿山雄壮的下午5点汽笛声中，我走上前去交卷。不巧被那位副县长大人看到了，他从我的手中接过卷子，大惊小怪地说道：“哎呀，这卷子答得太棒了，写的外国字简直跟印的似的！”同学们一下子围了过来，吓得我慌忙逃了出去。这下子我可真的名声大震了，好像我已经大学考上了一样。

我自不必说，心里美滋滋的。高兴间，弟弟找来了，手里拿着一摞书，说是在那边小树林里捡的。打开一看，本本写着我的名字，你说巧不巧！是我自己考昏了头，连书丢了都不知道。

最后，结果在人们意料之中，我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日语专业录取。事后得知，那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日语专业在东三省共招75名学生，当时只有日语专业可报，我以第一志愿被录取，录取号是第14号。 

前面已经说过，家中为我考大学前作最后冲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凑出了一套行李送我去学校夜读。现在考上了北京，行李自然也就解决了。舅母也把几年来她在外地做小买卖的一个大旅行袋送给了我。

行李打好后，却把一个大枕头忘在了外边，而这个大旅行袋又没有什么好装的；一小袋牙具不值得装在这么个庞然大物里提着，正好把枕头装进去。就这样，我提着个大旅行袋，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向北京进发。 

04

我们终于在北京永定门车站下车了，来到了北京。因为是坐的慢车，所以没见到新北京站是什么样，就被学校来接站的校车直接拉到了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学校所在地。到地方一看，却是个大院，一律的平房，听说原来是一个什么王府。大院套着小院，冬天生的是炉子，吃饭是在大院对面的一个大食堂。住的宿舍却是在一座大楼的脚下，一点阳光也没有。屋子里摆着十几张上下铺，要睡一二十个同学。所有这一切真的认我大失所望。

▲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外语专科原址，原清朝公主府。后外语专科升为本科“外贸外语系”，迁回西郊车道沟学院本部。图为英九班同班同学高桂荣、贺秀芝、何达琼（已故）、林本初故地重游。

后来才知道，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在北京西郊，地点是紫竹院公园过去，一个叫车道沟的地方。因为房子不够住，才在城里的这个外贸干校借的半个院子，中间新打起来一道隔墙，将院子一分为二。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酱房大院27号——多么难听的名字！而这个大院正是1956年北京外贸学院成立时的所在地，第一任院长是后来任河北省委书记的谢学恭。

院内外彩旗招展，人声鼎沸，可是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唯一的安慰是，当初录取的是日语专业，来到这里后，又根据高中毕业和高考的外语成绩，重新分配专业。在需要我们填写的表格中有一项是自己想学日、英、法三种专业中的哪一种。

按我多年的本愿，当然愿意学英语，但是我们一起考来的另外三位同学都一致主张还报日语，我碍于面子，只好顺他们也报了日语。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录取成绩远在我之后，希望选相对容易的日语。

我的分数远远高于他们，连发的行李票都不一样。我一方面自觉清高，瞧不起他们，又无话可说。在高中时，他们三人中有两个是住宿生，也就是说，是从农村来的，另一个是县城的走读生。几十年后，其中一位同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一个外贸公司，当上了总经理；另一位同学是一个外贸公司的人事处长；剩下那位同学还当过驻外使馆的一等秘书。哪一个都比我强，我永远是个白丁，真所谓“人不可貌相”。他们三人中，一个被分配到日语专业，一个法语专业，剩下一个和我一样是英语专业，我分在英语9班。

▲ 摄于1964年10月，刚入学不久。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学习外语本来就难，再加上这么个心情，从小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门，甚至从来没穿过衬衣、衬裤，没有一个人单独享受过合适的被褥，没有认真买牙膏刷过牙，没有正经梳过头，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衣服，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想家了，夜里还为此不知哭过多少场。 

分班前，同宿舍的同学来自不同地方，有的来自湖南、湖北，有的来自河南、河北，有的来自四川、广东，也有的来自上海、北京，再就是来自东北的了，每晚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

我挑了个上铺，安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河北大个儿，名字叫房祥瑞，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天不停地写。更可笑的是，他把刚入学发的布票寄到国务院，送给周总理，说是总理的干儿子。这当然惹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他被叫到辅导员那儿去训了一顿话，使我大惑不解的是天下竟然有这等事。分班后，他分在英语13班。

我们班共有21人，大部分是四川、东北、北京、上海和广东的。班长是东北辽阳的，叫付殿绵。我把他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被定为班长，入学后看到过我的高考成绩，说我的分不低，对我极为赏识。从入学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一直对我很好。

班主任有两人，一位年轻的老师叫张芳明（上海人），一位广东老人叫欧阳颐。据说张老师是清华毕业，纯正的知识分子形象，永远衣冠整洁，头发一尘不染，文质彬彬的令人畏然起敬。他对同学们很是体贴，尤其是对农村来的，我不土不洋，不爱说话，也没少得到他的关心。欧阳是位老外贸商人，听说在抗美援朝时捐献过一轮船的战争用品，可惜在海上被飞机炸沉了。

另外有两名女老师进行辅导，一位叫段俊泰，另一位是姓郑的广东老太太。我没听段老师说过英语。她的丈夫是解放初期架机起义的飞行员，他们驾驶12架飞机一起飞回大陆。后来，这批人大部分都分配到天津当飞行教官，这次又调来当英语老师。段老师的丈夫任12班的班主任，他的长相有点儿像电影演员崔巍的味道，看起来很是令人敬畏。

郑老师对我极好，后来她被调去图书馆工作。我平时爱面子，不好意思与人对话，常在图书馆和她用英语聊天。她对我极耐心，对我口语的进步起到很大作用。她的特点是冬天总戴着个皮帽子，外语有广东口音。

后来又调来一名男老师，叫廖增益，他深度近视，负责辅导。

这些老师几年里与我们全班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使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同学中学习与我结成对子的是个上海大个儿，大脸盘，叫姚寿国。练习口语时，常常是我们俩人在一起。我俩平时值日，他总是抢着倒痰盂、扫地等。我生病时也是他忙前忙后地照顾我。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广东瘦个儿——兰金杏，他说话没人能听懂，性格古怪，和我却挺合得来，没过多久，我就成了他的翻译。开学上课前，他教了我几个英语单词，简直是连一个都听不懂。被老师说成是广东英语，发音极不标准。从这一点上来看，还不如像我一样根本就没学过的好。 

入学半年，我还忘不了我的俄语，记得买了些俄语小册子，全能看下来。

05

我读书的地方，位于北京西城区鼓楼的后身，叫做前马场的一个深巷子里。大门向前，过去一个胡同，叫做小石桥，是我们老师的家属院。我们每天到那里洗澡，上体育课也在那个院子里，因为这里比教学区的院子大一些，有个篮球场。据说，康生的家就在附近，日夜有解放军巡逻。有一次，我班的杨海栋饭后遛弯，遇到了巡逻的一个战士，是他辽宁海城老乡，聊起天来才知道果然是康生的家。

▲ 康生故居，康家在此20年，如今叫“竹园”。

出门向左，过条马路，叫作鼓楼西大街，再进个胡同，出去便是有名的后海。隔海远望，有个白楼，说是宋庆龄居住的地方。再往前去便是卫生部。

每天早晨起床，全体整队沿海边跑步，无故不得缺席。北京的冬天，清晨风大，寒冷异常。刚开始时真有些受不了，可是几年下来却受益匪浅。跑完步就是读书，学习的功课还要通过不断的高声朗读来巩固。后海说是“海”，实际上是个人工湖。有时上体育课还在上面划船。十个人一船，各摇一柄大桨，桨柄成圆形，稍下去一点就是方形的，据说里面灌有铅，这样可以加大力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划船，出生在北方是没有机会见到船的。这样的大学生活，回忆起来真是美滋滋的。

校园内古树参天，满院和屋内都铺的大块方砖。教室是个长方形的平房，青瓦、红柱、红门窗、水磨砖墙，室内还有两排柱子。所有的墙、顶棚、柱子，都用雪白的纸糊好，非常明亮。教室内前方有两个台阶的讲台、一块大玻璃黑板，黑板的上方挂着一个有线广播喇叭。在校几年，就是这个喇叭在我们的学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每天一次，从那里听取老师从广播室里读的一段文章，写下来。几年下来，听力极好。 

从后马场胡同出来，便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叫做鼓楼大街。街头是雄伟而又破旧的鼓楼。鼓楼正是鼓楼大街的起点，下去不远的右手边是邮电局，平时从那里往家里发信。再远走，过一个与街面几乎一样平的石桥左手，有一个新华书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其他就是些大大小小的商店，好不热闹。我大学的主要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对那里的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商店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亲切，以至后来在外地工作后，出差来京总要特意去那里旧地重游。 

到京不久，使我感受最奇特的一点是人们在大街上吃东西。无论是清晨行色匆匆的人们手里提着个用草棍串着的油饼边走边吃，还是星期天大人、小孩边走边咬着冰糖葫芦，都让我觉得实在不习惯。因为从小父母教育的重要一条便是：吃饭时不得含着饭说话；大街上不能边走边吃东西，因为那样太失文雅。这种教育，根深蒂固，以至于我被同化的数十年后的今天，每每与爱人上街买东西边走边吃，她还是不习惯，总觉得我没教养。因为她和我一样，也是东北长大的，也受到过同样的教育。 

另一个让我不习惯的事是课堂上，老师同学之间互称先生、小张、小李。既不叫老师，对学生也不喊名字。被叫到黑板上写字，完毕也不用向老师敬礼，而且每次总是老师说“谢谢”，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不知不觉中，视作畏途的英语已经真的有点入门了。今天能听懂这一点，明天不就可以听懂的更多了吗？要不了几年，就凭我对外语的无限热情，为什么怕学不好呢？有了这次偶然事件的促动，后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下乡劳动的时候，只要有空，我就会边想边说些小故事，这使付殿绵——那个一向看重我的首届班长赞不绝口。

直到这时，沉闷悲观的性格才算有了改变。我已经成为班级的活跃分子，除了被选为学院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集体宿舍的舍长外，还参加了学校的军乐队，吹起了大号和圆号。在参加“五一”和“十一”的庆祝活动中，高奏一首首乐曲，把那个姚寿国羡慕得不得了，他常在我排练时跟前跑后地看着，就像当年儿时的我在县城街上尾随着由一些教师组成的乐队一样。那孩童时代不灭的狂热一直印在他那宽大的脸上。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多好，我要不是得了肺病，一定要求参加乐队！”乐队常请人来做指导，常来的一位是解放军军乐团的分指挥，他指导我们如何识谱、如何拆卸和擦拭乐器。

▲1968年，部分同班同学在学院教学楼前毕业留念。

可惜，好景不长，正当我适应了环境，在学习和学校生活上都乐在其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至毕业，再也没有真正上过一天课。逍遥了那么多时日，终于盼来了毕业分配。那是1968年6月的一天，会上宣读了中央文件，为我们的学校生活画上了休止符，同学们转眼间各奔东西，从此再也不得相见。 

-end-

作者 | 苏文林

图片 | 苏文林、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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